从延安到广安，从红岩村到六盘山，在这个“十一”黄金周里，不少红色旅游景点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
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红色旅游热潮兴起自2005年2月22日《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颁布实施。如今，五年规划的时间已经过半，红色旅游亦趋成熟。据统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地区旅游人数增长速度，已超过《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１５％增长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红色旅游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显现出何得何失？九月下旬，《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的首批中央媒体红色旅游报道组一行，先后深入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等多个红色旅游景区，展开了采访调查。
拉动农民致富效果明显 “一个黄金周，我们这个农家乐能收入万元左右，利润有三成多”，四川仪陇县朱德故里琳琅山景区“琳琅山农家乐”店主许银芳告诉本刊记者，开办了农家乐不仅解决了她家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年收入比此前单纯务农时增加了三四倍。
像许银芳这样开办农家乐，依*红色旅游致富的农户，在采访中并不少见，比如，在仪陇县朱德故里开办的特色农家乐就有23家，从业人员达115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家乐户均纯收入达到了1.2万元。可以说，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为当地农民带来实惠，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助推器。
其实，与其创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社会效益相比，创造良好经济效益也是红色旅游发展的初衷之一。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大多位于经济尚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如何能够通过红色旅游把其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直是红色旅游的着力点之一。
据全国红色旅游办公室统计，今年1~4月和“五一”黄金周红色旅游经典景区50个季报点和井冈山、韶山、延安等8个红色旅游城市的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实现了稳步增长，同比均保持了15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率。
本刊记者在延安市枣园村农家乐了解到，2006年其共接待游客18万人次以上，一年总收入达到了600万元，户均纯收入4.4万元；在全村经济总收入中旅游收入占到了80%以上，全村直接参加的从业人员130人占总劳动力的50%以上。而该村附近的“延安保卫战”景区则为该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岗位100多个，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200多元。
不仅农民收入直接提升，而且伴随着红色旅游的日渐深入，其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在四川仪陇县，记者看到为了保护景区原生态，朱德故里琳琅山景区内的1000多住户并没有向外搬迁，“我们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投资近700万元对景区内琳琅村的200多户农房，按照川北民居的风格进行风貌打造”，仪陇县县长陈科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景区为开放式园区，注重与老百姓的结合，“这样既能防止环境失真，也不易留下遗留问题”。而景区的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改水、改电、改厕，解决景区群众行路、饮水问题，并利用农家为平台，打造农家乐，既充实了景区的旅游接待功能，又能致富百姓。经过景区改造，今年1~6月，仪陇县接待旅客3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旅游门票收入400万元，同比增长260%，旅游综合收入1.8亿元，同比增长86%。
在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宁夏固原六盘山景区，旅游的经济拉动作用同样明显。据宁夏统计局和宁夏旅游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固原市2006年接待国内外游客86万次，连续3年保持了20%的增幅，旅游社会总收入1.8亿元。2006年地处六盘山腹地的泾原县实现旅游总收入5500万元，人均旅游收入443元，旅游产业收入占全县国民经济总收入的30%，众多贫困户通过参加景区建设、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和旅游服务摆脱了贫困。泾源县冶家村“农家乐”今年3月下旬正式运营到8月底接待游客4.2万人次，实现旅游接待收入28万元，目前有经营户25户、参与服务人员达80余人。
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红色旅游是以革命和战争时期的历史作为资源背景，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具体体现。而在《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中，旅游业内研究者也表示，红色旅游的内容是“红色”的，而其落脚点仍应在于“旅游”，因此，红色旅游的发展不能够被“红色”套住，而应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把“红色”的内容挖掘出来，从而增加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可以发现红色旅游的市场化程度正在日益增强。比如，重庆最具影响力、特色最鲜明的红色旅游产品“红岩联线”（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其对内整合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两馆资源，对外联线重庆市革命文化资源，红岩联线对进行了有效整合和挖掘，开发整合了新的景点达30余处。这样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能够联点成线，通过对所有联线景点、旅游线路的策划、包装、宣传、推广，使观众参观教育基地有了更多的选择。据统计，2007年上半年，红岩联线共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其中，“五一”黄金周就接待游客18万人次。
而且，各个景点的事业收入又为下一步延伸、联线做好了铺垫。比如，歌乐山馆每年事业收入的60%用于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将其投入到联线接管的遗址，如2003年投入100万复原陈列《陈独秀旧居》。
在延安采访时，一场场景真实、动感很强、互动性强的“延安保卫战”吸引了很多游客地观看、参与。而这一军事体验旅游项目正是延安红色旅游走向市场化的新尝试。延安市旅游局引进温州民营资本在形式上谋求创新，突破了红色旅游单一的陈列伟人用具、住所等雷同的形式，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真实的战争场面，突出互动性、参与性。
“此前的红色旅游只是静态展示，比较呆板、雷同，没有深度开发，而这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好的模式，在保护红色旅游景区文史价值的同时，也可以引进市场化手段来深度开发其潜在价值”，陕西省延安市旅游局局长吕少敏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记者看到八办利用其旧址5、6号院，恢复成当年的招待所，成立了“八办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接待站”，并加盟国际青年旅社，成为面向全世界的七贤国际青年旅社，既开辟了一个宣传西安八办历史业绩的平台，又能够把革命景点纳入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传统的博物馆模式已远不能适应当前旅游业发展环境，若固守眼前少量的门票利益，则将会错失现今红色旅游发展的有利时机”，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于去年开始实行免费开放、免费讲解，逐步实现由事业管理性向服务型转变，由接待型向旅游产业型转变。
谈及红色旅游市场化的进展，多位接受采访的景区负责人都向记者表示，一方面是观念上需要突破和转变，不能局限于红色旅游的市场边界。就全国的情况来说，目前红色旅游在基本展陈上仍存在手段落后、形式单调，日常运营上存在市场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
而另一方面，最直接的困难则来自于项目资金。尽管中央财政在安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和其他相关文化专项经费中，对于红色旅游项目予以重点倾斜。但是，仅仅是“等米下锅”已不能满足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采访中，开发“延安保卫战”景区的延安市盛典红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加盛告诉记者，不同于自然景区景点的开发、推广，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前期建设较多、投入较大，而他认为，国内红色旅游发展应打破国家投资、国家运作的常规，而改为民间投资、国家支持、市场运作的方式，这种模式能机动灵活的有效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在做好景区硬件建设的同时，占领市场份额。
谋求可持续发展 尽管经历了两年多的发展，红色旅游已经渐入佳境，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客观来看，在红色旅游发展进程中，尚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比如，部分地区不注意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存在盲目攀比现象；
红色旅游发展中重硬件、轻软件现象比较突出，有的盲目、夸大追求展览艺术手段和高科技的应用，而忽略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内涵挖掘和独有的朴实；
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内容单调，内涵不足，展陈方式陈旧，缺乏足够吸引力和感染力；
有的红色旅游景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旅游基础设施、接待设施尚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交通通达性差，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各参观公路等级较低，参观步道、接待室、观众休息室、餐厅、公厕、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仍然缺乏；
少数红色旅游景区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仍未理顺，尚需改进等等。
正因为上述的问题的存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红色旅游景区虽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却缺乏旅游中“可玩”、“可视”、“可参与”的要素，或者由于路途偏远，缺乏与其他旅游资源的配套，往往人流稀少，效益不佳，可持续差。
谈及此，重庆市旅游局副局长孙逸民分析说，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做大做强，需要在观念上、形式上都加以创新。特别是红色旅游要找到与其他旅游的结合点，比如与自然生态的绿色旅游、人文古迹的古色旅游之间的结合。
比如，陕西针对其红色旅游资源分布点多线长的情况，整合不同规模、不同地域的红色旅游资源，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并充分发挥陕西人文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的优势，推动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的“红古结合”、与生态旅游的“红绿结合”、与黄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红黄结合”，红色旅游景区与当地特色旅游结合吸引了更多客流量。
另一方面，孙逸民认为，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加强区域联动，打造区域性旅游精品。比如，重庆、四川广安、贵州的遵义、贵阳已签订了《关于联合开展红色旅游的协议》，明确了由四城市联合打造并主推广安—重庆—遵义—贵阳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将其培育为国内最佳的红色旅游产品，并结合绿色、古色等特色旅游产品，是红色旅游更具有可游性和吸引力，既保持红色旅游特色，由拓宽产品内涵。
而从根本来说，红色旅游的生命力还在于对其内涵的深入挖掘。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容往往存在性质相同、体裁相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借以高素质的人才对史料进行更生动、感人的挖掘，从而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吸引更多的游客，乃至开发境外游客市场。